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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曾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

被骂为“乡巴佬”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党的“一把手”。

除了王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3人,分别是是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后叛变)。

王明、博古、张闻天,出自同一师门,他们的老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

于是,他们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教条地认为,中国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能夺取全国的政权,进而对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概予以排除和打击。

毛泽东这个被博古视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人,当然在排斥打击之列。

1931年底,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称赣南会议),会上指责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甚至骂他: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这不仅是个人感情问题,而且是方向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同。

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

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让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

共产国际觉得,给脸不要脸是吧,那就一边玩去吧,让他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博古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

“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

1931年到1934年,四年时间,是毛泽东难熬的日子。

他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地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毛泽东所受的苦,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感受一二: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以上所述,其实已经是毛泽东的第三次人生低谷了。

2

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一样的是,他既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也没有留学苏联,而是选择了留在国内做工作。

他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学知识,特别是人文社科,确实没必要非得出国,更何况连普通话也夹杂着浓重湘音,要将“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标注为“三块肉喂你马吃”才能勉强开口的毛泽东,出国了,又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但是交朋友,特别是和牛人朋友一起出国,就不仅仅是学知识这么简单了。

正如现在很多家长挤破脑袋也要送孩子读名校一样,他们哪里是想孩子学知识,他们觊觎的是孩子在名校混圈子、积人脉。

毕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

而王明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竹声、乌兰夫等,都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

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读同样的书,唱同样的歌,长此以往,从个人的感情出发,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容易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因为,他既没有牛逼的导师,也没有牛逼的爹——他是一个没有根基却想干大事的湖南乡里来的伢子。

想干事,先做人,先得认共产国际这个爹。而毛泽东偏偏不服气,认为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将红军带歪了,将会葬送中国革命。

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早就对毛泽东不爽了。

1927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毛泽东却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并满怀信心地指出:

“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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